1935年,时年42岁的毛泽东,正处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且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上,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及随后率部北上的壮举,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,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。
1934年10月,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,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,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。一路上,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。湘江一战,红军遭受重大损失,但他们没有被打倒,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继续前行。遵义会议的召开,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,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。此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,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,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,一路奋勇向川西北挺进。
与此同时,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、徐向前等领导下,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,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。1935年6月,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终于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。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,两支劲旅的会合,使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壮大,让历经磨难的红军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。会师现场,洋溢着热烈而激动的氛围,大家欢呼雀跃,相互拥抱,共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相聚。
然而,会师之后,红军内部却面临着重大的战略分歧。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,个人野心膨胀,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持反对意见,主张南下向川康边境退却。这种分裂的思想和行为,给红军的团结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深知北上战略的重要性。北上可以接近抗日前线,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,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,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;而南下则面临着复杂的地理环境、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把守以及物资匮乏等诸多困难。
为了统一思想,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,耐心地对张国焘进行说服教育。在两河口会议、沙窝会议等重要会议上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阐述北上的战略意义,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团结的重要性。尽管张国焘百般刁难,试图以武力要挟中央,但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清醒的头脑。他从革命的大局出发,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,毅然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。
1935年9月,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,越过岷山,进入甘肃南部。随后,红军在哈达铺获得了重要情报,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。这一消息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新的曙光,他们果断决定将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。在后续的征程中,中央红军继续奋勇前进,突破敌人的封锁线,翻越六盘山。10月19日,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,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
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率部北上的这段历史,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革命意志。在面对内部矛盾和外部敌人的双重压力下,他始终以革命的利益为重,巧妙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,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。北上的战略决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,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它也彰显了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难、团结协作、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,这种精神成为了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